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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要聞
      【深切緬懷】羅豪才:心系僑海赤子心 參政興國賦豪情
      發布時間:2018-2-26 17:03:12 閱讀次數: 來源: 作者: 圖片:
      2013年9月10日,北京大學舉行隆重的教師節慶祝大會。在會上,我榮幸地與其他9位老教授共同獲頒北大教師的最高獎——蔡元培獎,這個獎項被視為北大的終身成就獎。

      站在領獎臺上,面對這么大一份榮譽,我心情反而很平靜。我出生海外,少年歸國,青年時代起就扎根北大,中年后又加入致公黨,建言議政、參政興國。在外人看來,我的經歷多姿多彩,然而回頭望去,不過是一步一個腳印走出來的。


      青春歲月投身革命歸祖國

      清末民初時期,由于生活所迫,中國東南沿海很多居民向東南亞一帶遷徙。我的祖父羅朝助也加入了“下南洋”的大軍,途經緬甸,最終落腳在新加坡。那時候的新加坡還是英國殖民地。

      1934年3月15日,我出生在新加坡。我是家里的長子,父親羅端萄和母親陳秀蘭對我的期望很高。那時生活雖然清苦,但是充滿了孩提時期獨有的樂趣。我所生活的裕廊鄉下到處是濕地、山丘、茂密的樹林,有大片的橡膠園和椰子林,木屋掩映在高大樹木之間,村民們過著質樸簡單的鄉村生活。童年的記憶總是特別難忘,種菜、捕魚、看社戲,還有令人垂涎欲滴的各種美食,沙嗲、魚丸、蘿卜糕……最難忘的當然是母親最拿手的椰子味的九層糕。

      平靜的生活下暗流涌動。1937年盧溝橋事變后,中國國內抗戰形勢日益嚴峻。廣大華僑人在海外,心系祖國。新加坡華僑人口密集,是南洋華僑抗日運動中心。著名僑領陳嘉庚領導的“南洋華僑籌賑祖國難民總會”發動東南亞800萬華人,為中國籌集了約合4億余元國幣的巨額外匯。我的父親和伯父雖然收入微薄,但同樣積極捐錢捐物支持國內抗戰。

      1941年珍珠港事件后,日軍攻占了新加坡,對當地支援國內抗戰的華人展開了瘋狂報復。我的伯父同許多進步人士及熱心華僑都慘遭日軍殺害,父親則逃亡印尼。在日軍占領新加坡的三年零八個月期間,人們生活普遍困難。加之日軍在新加坡推行奴化教育,強迫學生學習日文,于是我不再上學,離開家到集市上的自行車鋪做幫工,貼補家用。那年我還不到十歲,雖然年紀很小,但是家人、鄰居受害的經歷以及這期間的所見所聞使得我對日本侵略者充滿了仇恨,也慢慢和當時積極抗日的進步人士及進步組織走得很近。我年紀小,不引人注意,經常幫助抗日人員、游擊隊員捎帶物資通過日本人的關卡。后來我順理成章地加入了進步組織的外圍組織。

      1945年日本投降后,英國迅速回來接管了新加坡,但是人們的生活并沒有獲得改善,有識之士開始進一步思索新加坡的未來。進步組織在日本投降之后,曾與當時的英殖民當局有過一段短暫的合作期,但很快被英殖民者宣布為非法,進步活動再次轉入地下。

      1950年1月,我考入南洋華僑中學初中部學習,這是當時新加坡乃至整個東南亞最頂尖的華校,也是島內進步勢力最活躍的一所學校。進入華中后,我很快與鄭萬英、王清泗等進步同學接上了頭,繼續從事革命活動。由于受到當時國際共運思潮影響,進步組織經常組織大規模學潮和暴力活動。我因為個子高、目標大,組織上沒有分配我從事暴力活動,那一階段我的主要任務是從事進步宣傳,組織和聯絡學校里的年輕人。即使這樣的活動,危險也無時不在。

      1951年4月14日,我在上學路上遭遇抽查,書包中的進步傳單成為所謂“罪證”,我被戴上手銬推上警車,我被捕了。對于這一天的到來,其實我早已作好了充分的思想準備。我們當時把警車叫做“棺材車”,如果一旦看到它停在學校鐘樓前,就會立刻從后山逃走。我是在上學路上遇險的,在被捕并被關押一年多之后,英殖民當局借口我的出生證丟失,決定將我驅逐出境。

      紅燈碼頭是新加坡早期的著名地標,自1933年建成以后,它就擔負著海路運輸、迎來送往的重要使命,見證著新加坡的近代歷史。當年我的祖父在這里登陸,在新加坡扎根下來?箲饡r期,一批熱血青年從這里啟程返回祖國,共赴國難。1952年7月22日,我與王清泗等其他難友一起從這里登船,離開新加坡,駛向中國大陸。那一年,我剛剛滿18周歲。

      我心中雖然充滿了對這片土地的不舍,我出生于此,成長于此,親人們也生活于此,但是同時我心中也涌動著回國參加轟轟烈烈祖國建設的萬丈豪情!


      青年時期的羅豪才


      人到中年 結緣致公黨啟新程

      回到國內后,我從汕頭到廣州,再到無錫、北京,一路走來,有歡欣,也有挫折。祖國建設經歷了波折,我的個人發展也經歷了起伏。自從1960年在北大法律系畢業后留校任教,我一直堅守在我最熱愛的教師工作崗位上,為祖國教育事業做著貢獻。改革開放之后,國家發展走上正軌,我的個人事業發展也進入了黃金時期。從80年代后期開始,我先后擔任了北京大學副校長、中國僑聯副主席、全國人大法工委行政立法研究組副組長。由此可見,個人的命運與國家和時代是緊密相連的。這個時候,新的機遇又再次悄然而至,我也面臨著人生的又一個重大選擇。

      20世紀90年代,我國八個民主黨派之一、著名“僑黨”——致公黨的兩位領導人董寅初主席和楊紀珂常務副主席來找我談話,邀請我加入致公黨,壯大致公黨隊伍,為黨派發展出一份力,更好地服務于國家建設。

      對于致公黨,我其實并不陌生。致公黨是團結廣大愛國華僑、僑眷、海外華人的重要組織,是維護華僑權益、致力祖國建設的重要力量。早在新加坡的時候,我就知道致公黨;貒,華僑身份和多年從事僑務工作的經歷使我與致公黨有了更多接觸。我的親人、朋友中也有不少致公黨員。當年和我一起在新加坡坐牢、同船回國的好朋友王清泗也加入了致公黨,而且他在致公黨上海市委會創立過程中發揮了很大作用。做好致公黨工作,我也有自己的優勢;加入致公黨將能更好地服務于社會、支援國家建設;在黨派這個平臺上,我也能更好地貢獻自己的力量。

      1992年1月4日,我光榮地加入了致公黨。1997年11月,我當選為致公黨中央主席。


      2005年6月,羅豪才在安徽大別山地區進行扶貧調研


      世紀履新  “五僑”協作創新篇

      中國的八個民主黨派各有特點和優勢。保持和發揮各自的特點和優勢,是參政黨發揮自身作用的重要方面。致公黨是以歸僑、僑眷中的中上層人士和其他有海外關系的代表性人士為主的參政黨,特點和優勢都離不開“僑”。

      我自己就是華僑,回國后又長期從事僑務工作,所以對“僑”這一塊工作是非常熟悉的。早年在無錫讀中學期間,我就是學生會干部、江蘇省青聯委員,為僑生利益奔走。到北大讀書的第二年,我成為校學生會和團委華僑工作組負責人,大三時我當選為北京市僑聯委員。當時經常需要從北大進城參加市僑聯會議,時間太晚就借住在僑聯小小的辦公室內。國家經濟困難時期,我協助學校辦起了華僑食堂,落實國家的“適當照顧”政策。當時全校共有華僑學生和教師三百多人,沒有一個以困難為由申請出國。在我留校任教和成為系、校領導后,又在入學、工作分配、出國探親、派遣留學人員等問題上,為維護歸僑僑眷的正當權益做了大量工作。

      在加入致公黨之后,我一如既往把維護僑權、增進僑益放在自己工作的首要位置。對如何推動僑務工作順應時代發展、更上一個新的臺階,我也一直在思考。

      1998年,我當選為全國政協副主席,與各方面涉僑機關聯系更多了。在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制度中,我達到個人事業的最高峰,同時也感受到身上沉甸甸的責任。我想,全國人大華僑委員會、全國政協港澳臺僑委員會、國務院僑辦、致公黨中央、全國僑聯等中央“五僑”機關雖然各自職責不同,開展工作的方式方法不同,但工作對象、目標和任務都是一致的,有必要加強幾家涉僑單位的合作。僑界要大團結、大聯合,把力量聚合起來,形成合力,共同推動我國僑務工作深入開展和僑務法制建設。本著這一思路,我與國務院僑辦主任郭東坡、中國僑聯主席楊泰芳等僑界領導人談及此事,大家一拍即合。


      2006年3月,羅豪才在全國政協十屆四次會議上作政協提案情況工作報告

      1999年2月,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第一次中央“五僑”聯席會議順利召開,我主持會議,“五僑”部門領導和辦事機構主要負責人均出席。中央“五僑”聯席會議制度從此形成,由五個僑務部門輪流承辦會議。除中央“五僑”聯席會議外,“五僑”辦事機構也召開會議,協商研究解決有關問題,密切往來,信息共享,建立了長期合作關系。2001年1月,“五僑”聯動,一起視察廣東、廣西華僑農場,并于數年內多次調研華僑農場這一特殊產物,集中向國務院建言,推動了華僑農場的轉型和發展,解決了歷史遺留問題,維護了歸僑僑眷權益。

      這種合作機制一直保留下來,至今已經將近20年,碩果累累,地方“五僑”組織也紛紛效仿,僑務工作打開了新局面。


      新時期 民間外交凸顯成效

      致公黨的歷史有其復雜性。致公黨最早是在海外成立的,前身是海外洪門致公堂,而海外洪門本身魚龍混雜。作為一個新型社會主義參政黨,致公黨如何處理與海外洪門的關系,既要找準自身定位,又要處理好、利用好海外洪門這一重要資源,是直接關系致公黨進一步發展壯大的重要課題。

      在充分學習領會國家有關政策和深入了解致公黨歷史的基礎上,經過與黨內外各方人士有效溝通,我逐漸明確了處理這一問題的基本準則。我堅持一點,既不能把二者簡單等同,也不能完全割裂二者之間的聯系。一方面,致公黨與海外洪門有歷史淵源,是朋友。海外洪門人士大多有愛國精神,講忠義,講共濟、共助,雙方可以在愛國主義的旗幟下團結起來。但另一方面,致公黨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參政黨,不是洪門組織,更不是洪門老大。要認識到,洪門組織的情況比較復雜,既要多做工作,又要保持慎重的態度。

      根據中共中央關于對臺和僑務工作的方針,致公黨在統戰部、外交部等的支持和幫助下,不但注意做海外愛國僑團的工作,還憑借與海外洪門的歷史淵源關系,與未建交國家開展適當的民間外交活動。在與海外傳統僑團交往中,注重突出中華傳統文化的紐帶和聯系作用,廣交朋友,深交朋友。在與未建交國家政要和政府部門打交道過程時,注重介紹和宣傳我國政黨制度的特色和優點,有的放矢,成效突出。2001年7月,我們邀請中南美洲未建交國家巴拉圭議員代表團來華訪問,代表團在華期間受到了李鵬委員長的接見,與有關部門進行了廣泛接觸,取得了積極成果。目前,致公黨中央與地方組織已經與世界五大洲6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華僑華人社團建立了友好聯系與往來,大力推進民間外交,推動未建交國家工作開展,大大拓展了我國對外交往和國家發展的空間。


      新挑戰 留學人員不忘中華根

      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尤其是在改革開放之后,我國每年出國留學人員數量不斷增多,在國家社會生活中起的作用也越來越大。做好黨派工作,對內講,要維護歸僑僑眷和海外僑胞在國內的正當利益,反映他們的意見和合理要求,落實國家有關政策。同時要團結和引導黨員及歸僑僑眷,積極投身于祖國的現代化建設事業,各顯其能,各展其才,在各行業建功立業。對外講,則要積極開展對海外華人華僑的聯誼活動,廣交朋友,做好經濟、教育、文化等領域的交流和引進工作。而開展海外聯誼活動,既要繼續與傳統僑團和人士保持聯系,又要結交新朋友,拓展聯誼的空間,加強與高層次人士,特別是海外留學人員的往來,做好他們的工作。要關心海外留學人員生活,積極創造條件吸引他們歸國創業、為祖國服務。

      基于這樣的認識,上任不久,我就組織致公黨中央調研組走訪國家科技部、人事部、教育部等單位,并對北京、上海、蘇州、南京、大連等地的“創業園”這種國家吸引留學人員服務祖國的新形式進行考察調研。在1999年全國政協九屆二次會議上,致公黨的發言《筑巢引鳳,精心培育,促進留學人員創業園的健康發展》,指出留學人員企業群體必將發展成為推動地區經濟和社會發展的一個新的經濟增長點,成為人才、技術的一個重要輻射源,并對創業園的發展提出積極建議。這一建議引起了時任全國政協主席李瑞環的高度重視,并專門作了“數額不大,意義重大,應支持”的批示,科技部和教育部也都作了高度評價。留學人員問題成為致公黨參政議政的重點領域和課題。鑒于致公黨在這一問題上的貢獻和影響力,全國創業園年會特意聘請致公黨中央作為其特邀會員。在2000年全國政協九屆三次會議上,致公黨中央又提出《關于促進留學人員創業園健康發展的幾點建議》的提案。2001年1月,致公黨同其他幾家涉僑組織到中關村留學人員創業園進行了春節慰問。海外留學人員工作已經成為致公黨工作的新領域、新亮點。

      從事僑務工作,免不了有很多迎來送往。在多次出訪、接待過程中,我注意到一個現象:隨著一代華僑人的老去,新一代海外華人不斷成長,但海外年輕人更多成為“白香蕉”,雖然是華人的外表,但是跟國內聯系越來越少,對中華文化不了解、沒感情,與“根”的聯系少了。我意識到這一問題將成為致公黨和我國海外華僑華人工作的新挑戰。于是我提出要關注僑務資源的可持續發展問題,認為要更多關注華僑華人在所在國的生存和發展,尤其是要加強新華僑華人和華裔新生代的工作。一方面鼓勵海外僑胞積極融入所在國主流社會,另一方面要大力開展華文教育,努力弘揚中華優秀文化,使關心僑團事務、關注祖國發展的優良傳統代代相傳,爭取僑心支持,涵養僑力資源。2004年,致公黨中央向中共中央提出《關于加強海外僑務工作,促進華僑華人資源可持續發展的建議》,受到中共中央領導同志的高度重視,胡錦濤、賈慶林同志等黨和國家領導人分別作了重要指示。


      新愿景 海西建言促統一

      福建是我國著名僑鄉,也是我的祖籍地。我在回鄉探親、調研過程中,當地領導和有關人士向我介紹了建設“海峽西岸經濟區”的初步構想,即以福建為主體并包含周邊地區建立一個跨區域經濟帶。我深入了解后意識到,這一宏偉藍圖的實現,不但將大力促進區域經濟的協調發展,更重要的還在于其具有特殊的政治意義,有助于大陸與臺灣建立更緊密的經貿合作,促進海峽兩岸經貿交流和人員往來,推進祖國和平統一大業。

      2004年我率全國政協常委視察團赴閩考察,對于海峽西岸經濟區的建設作了系統、深入研究,想法逐漸成熟,規劃不斷完善。在十屆全國政協常委會第六次會議上,我們在調研成果基礎上提出了《建設海峽西岸經濟區,促進祖國和平統一》的建議。胡錦濤、賈慶林同志對此也都非常重視,作了詳細、具體的批示,大大推動了海西建設。2006年兩會期間,支持“海峽西岸”經濟發展的字樣出現在《政府工作報告》和“十一五”規劃綱要中。2007年,海峽西岸經濟區建設寫入中共十七大報告中。2009年《國務院關于支持福建省加快建設海峽西岸經濟區的若干意見》正式發布,海西建設穩步推進。


      2006年9月,羅豪才在廈門出席首屆“海峽西岸經濟區論壇”

      建設海峽西岸經濟區,不但是加快傳統僑鄉福建發展的重要戰略,拓展了福建發展空間,而且也大大促進了全國區域經濟布局的完成,為促進中部崛起、西部開發提供了一條快捷通暢的對外開放戰略通道。更重要的是,加快海峽西岸經濟區建設,將進一步促進海峽兩岸經濟緊密聯系、互動聯動、互利共贏,提高臺灣同胞對祖國的向心力和認同感,為發展兩岸關系、推進祖國統一大業作出積極貢獻。

      回顧我所走的每一步,從加入進步組織到被捕入獄,從返回祖國大陸到投身教育事業,從靜坐書齋到深度參與國家法治建設實踐,從參與僑務工作到加入致公黨,有偶然因素但也有著必然性。在我看來,從事什么行業、做到什么位置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能把一生奉獻給人民、奉獻給中華民族復興的偉大事業,了無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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